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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
张 宇
人民出版社网    www.ccpph.com.cn    2013-09-25      来源:  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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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在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意义
  1.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的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坚持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 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条件和任务的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就是要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3. 关于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对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对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格运动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发生作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循环周转、成本价格、平均利润、银行信用等范畴和规律的研究,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定关系,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的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就不会过时。进入新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迅猛扩张、高歌猛进的同时,它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也随之迅速膨胀起来,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剥夺,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的空前的灾难,以及2008 年以来始于美国的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再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
  5.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依据这些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同样是依据这些理论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6.关于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经济世界的独立完整的分析范式,它系统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等基本原理,科学说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供求、竞争、价格、工资、成本、利润、信用、利息、地租等所有经济现象,全面阐述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所有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深刻阐明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价值、国际货币、国际剥削、国际投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问题和革命与战争等世界体系的理论,形成了科学、完整、严密和创造性的经济学分析范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走向,也不可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
  二、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体系。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推进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各种流派中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等。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制度属性、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并且它在理论上存在不少严重的缺陷。它的基本理论如经济人假说、生产要素价值论、自发秩序论、私有制高效论、自由至上论等,都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一味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照收,而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2008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后曾论道:“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另一位诺奖获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得更为直白:“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的是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西方的主流学者对自己的理论尚且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怎么能对这些理论如此迷信呢?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却好像成为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区。且不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与哪个“轨”接、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一些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这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抛开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条件,抽掉社会生活中的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当作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作人类永恒不变的理想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作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在政策主张上,其主要倾向则是: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效率而贬低公平,崇尚个人自由而贬低社会合作,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崇尚比较优势而贬低自主创新,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而贬低社会主义民主,崇尚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贬低中国道路。目前新古典经济学在国内外都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对当前资本主义严峻的经济危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显然,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而不能盲目地无原则地照搬。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作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甚至强加于中国,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使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对此,必须高度警惕,绝不可掉以轻心。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际上,关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话语权已经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能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并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是空洞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而要有明确科学的内涵。就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至少包括以下基本理论:
  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理论。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改革的理论。第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第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理论。第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第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和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的理论。第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第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第九,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论。第十,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还必须自觉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主张鲜明地代表了大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主张全面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去政府化,并鼓吹依靠少数专家的顶层设计,甚至通过休克疗法加以推动,这是地地道道的邪路,我们绝不能走。
  2.当前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流行的一些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是不全面不正确的,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保持警惕。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说明。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如“大市场、小政府”,“小政府、大社会”,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认为政府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裁判员、服务员,而不是运动员,所以,除了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外,不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能。这些观点的错误在于:第一,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了,看不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相辅相成的一面。第二,夸大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完美无缺,贬低了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无效的。第三,只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问题,没有从国家全局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看问题。第四,没有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第五,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维度看,政府无疑是裁判员和服务员而不能是运动员,但若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维度看,政府则绝不仅仅是裁判员,而是重要组织者、发动者和参与者,是主导性的力量。事实上,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是多了而不是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早已超出“守夜人”的范围,广泛介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政府的强弱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理想早已成为历史遗迹。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了计划统筹、宏观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制度建设、保障民生、国有资产管理、收入分配调节等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裁判员和服务员的角色。充分履行好政府的这些职能,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是由世界银行在 2006 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在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在向高等收入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快速发展期间积累的矛盾将会集中爆发,经济发展既不能继续又无法摆脱原有增长模式,经济处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局面。不少学者认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贫富差距拉大、产业结构落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较大等诸多挑战,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了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基本依据,把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当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上述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规律混为一谈,把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等混为一谈,把本质和现象混为一谈,既缺乏理论依据又缺乏事实根据,无助于人们对问题的清晰把握。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对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表面现象的描述,而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要经历的普遍规律。如果究其实质,则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特殊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论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国家的德国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指德国——引者注)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准确揭示了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准确揭示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指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制度残余,如自然经济、君主专制、政教合一、种族主义、部落制度等,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特别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与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处于依附地位,长期受发达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支配和控制,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真相。由此得出的结论绝不是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和模式,恰恰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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