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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必俊:判定“人口红利消失”不符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钟义见
人民出版社网    www.ccpph.com.cn    2013-05-2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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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2013年两会刚刚落幕,两会期间,人口红利作为两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什么是人口红利?怎样用人口红利来实现老龄化与经济方面协调发展?带着疑问,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于3月20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熊必俊先生。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揭示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本质联系

  记 者:熊老您好,感谢您做客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两会刚刚闭幕,两会期间,人口红利作为两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那么请您谈谈,什么是人口红利?并且有关人士认为,人口红利已经消失,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熊必俊:“人口红利”的概念于1997年由梅森?安德洛提出,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现状,1998年》引用。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有些国家“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将在长达数十年中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机会之窗,但是“当这些劳动者年老之后,赡养率将再次提高,机会之窗就开始关闭”。

  亚洲开发银行《观察与建议》2009年第1期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预测中国2000年以后,抚养比在不断上升,2015年当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后,人口红利也会开始衰减,劳动力市场将开始面临供给短缺的压力。”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说:“正如汇丰(SHDC)的范力民指出,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红利’已快耗尽,从2017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劳动力将开始萎缩,香港也是如此。”

  对于“人口红利”的界定,以及我国的“人口红利”能有多久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表示,2012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人口红利”论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仅仅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到66.6%以下,总供养比超过50%来判定为“人口红利消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的本质联系,指出了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人口学词典》指出:“人口统计指标有反映一定时点上人口数量及构成情况的静态指标,还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过程的动态指标。”上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判定是在不考虑人口素质量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动态指标的情况下,单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判定的,我只能称之为“静态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判定,夸大了老龄化挑战的严重性,加重了人们对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担忧。当务之急是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提出用综合各个有关条件发展的“动态人口红利”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长寿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全新引擎

  记 者:您能否谈谈国外对人口红利消失持怎样的态度?

  熊必俊: 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强调“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必须注意到人口影响的规模和重要性。如果几个影响同时起作用,就必须关心整体的影响,而不是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只关心某一种变量作用的大小”。

  美国老龄化经济学家詹姆斯?H?舒尔茨反对单一用供养比审视老龄化挑战,因为这种分析有片面性,容易使人误解。他指出“目前在有关‘人口变化的经济意义’评论中,大部分都只是片面依赖于劳动力供养比。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

  2009年“第19届国际老年学大会”的议题是“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持续发展”。大会强调“长寿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通过推迟退休年龄,延长‘健康老龄’阶段,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给‘人口红利消失’假说的一个最有效的反击”。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6月17日的评论说: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弃了中国现实。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系列错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用“动态人口红利”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记 者:您是“动态人口红利”的提出者,您主张用“动态人口红利”来应对当前老龄化与经济方面协调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实现?

  熊必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变量发展条件提出的“动态人口红利”认定:依靠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延长预期寿命、提高劳动年龄上限,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科技、提高就业率、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国家、社会和家庭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动态人口红利”之窗就可以长开不闭。

  (一)延长人口预期寿命,增加劳动力资源,弥补劳动力不足。

  预期寿命延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已成为国际共识。前苏联人口学家C?A?托米林指出:“寿命每增加一岁,就是经济状况的一项重大成就,这意味着大大节约了国民经济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国民经济平衡所估计不到的。”

  美国《未来学家》一篇题为《寿命延长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认为:“人的健康寿命延长,将延长工作年限,通过降低非生产时间在生命周期中所占的百分比而提高生产力。”我国人口预期寿命2010年达到73.5岁,预测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延长到76岁和79岁,充分利用这个积极因素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二)提高人口素质,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不利影响。

  《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在现代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减少,对劳动力质量要求提高。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指出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间不相称,除非把人口质与量适当地统一起来,就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他强调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

  (三)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限和退休年龄不是永久不变的。确定劳动年龄范围和退休年龄的主要依据是人口资源状况、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人口预期寿命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素质提高和预期寿命延长,需要而且有可能相应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如果我们随着预期寿命提高,把劳动年龄上限和退休年龄从《十二五规划》起每个“五年规划”提高1岁,到2035年提高到64岁,届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8.1%上升到71.5%,增加7.2个百分点;总供养比也会从72.2%下降到53.2%,使“人口红利期”延长到2030年以后。

  (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国力,扭转“未富先老”的局面。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产业技术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五)试行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提高法定领取退休金年龄。

  退休制度包括退休模式、退休模式有必须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强制退休制度和可以按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选择提前和延迟退休的弹性退休制度。弹性退休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人才资源。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礼记》中“壮有所用”的理想。

  (六)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力。

  完善社会保保障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落实《十二五规划》,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七)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适当调高总和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等同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更不能认为孩子生的越少越好,而是把总和生育率控制在略低于2.1的更替水平的范围之内。我国2000-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8,如果我们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把总和生育率从2030年提高到1.9,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2.0(比较接近但仍然低于2.1的更替水平),其结果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适当减缓老龄化发展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有利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八)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参与发展,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

  “老年人必须参与发展”的观点已达成国际共识,1982年联大在批准“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决议中指出“寿命延长是一项生理的成就和一种进步的象征,要认识到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不是负担,因为他们可以以其累积丰富知识和经验作出价值无比的贡献”。

    新闻链接:
  熊必俊,男,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人,1926年11月25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老年学与老龄产业研究会会长,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北京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专家、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老年学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
  《老年学与老龄问题》 合著,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老有所为的理论与实践》 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保证老有所养的理论与实践》 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中国老年人口社会》 副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老龄经济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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